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拓展地方税源，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率，并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事实上，这一表述并非首次提出，而“后移”一直是消费税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改革方向日益清晰的情况下，消费税改革会有哪些实质性进展？又将会带来怎样积极的影响？另外，在设计和配套上如何形成合力，以形成体系上的改进？

激励地方促消费

减轻企业负担谋创新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的信号一发出，便引起积极讨论。东吴证券称，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的改革，既能充实地方收入，也能激励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姚东旻看来，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核心意义，在于增强地方政府发展消费经济的积极性，推动地方从过去更关注生产端和投资端，转向更加重视消费环境建设和消费市场培育。他认为，从中长期看，可能通过新增税目，并将其征收环节直接设置在消费端，同时与地方税体系建设相结合，来深化消费税改革。

汽车是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引擎，消费税后移对于引导地方加强汽车消费有重要意义。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认为，从财政体制角度看，当前汽车行业的税收贡献较大，但一些地方政府从中直接获益有限，如果消费税后移并下划地方，将有利于缓解地方资金压力，形成良性循环的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为促进汽车等消费提供更多支持。

“消费税后移既能充实地方收入，也能激励地方改善消费环境，并扭转部分地方‘重生产轻消费’的观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洪同样认为，以往，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以优惠政策争抢汽车生产企业，但在汽车消费端却因为资金不足难以出台更多推动措施。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汽车税收红利与消费地脱节。消费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能够从汽车零售环节获得税收收益，这将彻底扭转地方的行为逻辑，也将使地方有财力实施购车补贴，并建设更多的充电桩、停车场、智能交通系统等基础设施，为促汽车消费提供更好的条件。

对汽车行业来说，除了能引导消费外，消费税征收后移，也有利于减轻企业压力。目前，在现行税收体制下，汽车生产企业在消费税缴纳方面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除超豪华小汽车在零售环节加征消费税外，普通乘用车的消费税均在生产或进口环节由生产企业缴纳。这一规定使得企业在产品出厂时，就需要按照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并缴纳消费税。有车企反映，对于汽车生产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大量流动资金被提前占用，企业资金周转面临挑战。

有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汽车行业分析师杨江（化名）举例说，如果一家车企年销售额约100亿元，其生产的乘用车消费税的税率为5%，在现行政策下，企业每年需在生产环节缴纳消费税5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在产品尚未实现终端销售、货款尚未回笼时就需支出，无疑给企业的资金链增添了负担。尤其是一些资金有限的民营企业，或将因此压缩研发创新、设备更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投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汽车消费税全部转移至消费环节征收后，能大大减少生产企业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的情况，更加有利于企业将资金投入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工作，从而推动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纪雪洪同样认为，消费税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原本用于缴税的资金就能留在企业用于生产经营。这部分资金可以被用于原材料采购、技术研发投入、员工薪酬支付等关键领域，可有效增强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和运营稳定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消费税征收后移这一政策改革方向，为汽车行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将成为推动汽车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华汽汽车文化基金会理事长付于武表示，在全球汽车产业大变革持续加速的大背景下，消费税征收后移与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高度契合。通过这一改革，有望激发汽车企业的创新活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同时也将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地方治理模式创新提供新契机。

汽车消费税改革或于近两年落地    

消费税“征收后移”作用不容小觑，而何时能落地是汽车业普遍关心的问题。

“这项改革是一个中长期的事业。”姚东旻认为，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将采取分品目、渐进推进的方式，不会一次性全面实施。按照目前政策安排，较有可能的做法是，首先针对诸如高端消费品等部分品目进行试点，逐步总结经验；之后在调整优化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过程中探索新增税目，并在新税目设立之初就将征收环节设置在更接近消费端的位置，从而以“增量改革”的方式继续推进征收后移。

“从公开信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改革方向，以及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等因素综合来看，汽车消费税征收后移或将在2026年至2027年进入落地期。”韦福雷推测，从相关改革政策推进节奏看，连续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皆提出了消费税征收后移，已经释放出强烈信号，显示出改革步伐正明显加快。特别是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并要求2029年完成改革任务，2026年将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他指出，目前，在我国现行规模较大的税种中，消费税是唯一全部归属中央、尚未实行央地共享的税种。所以，估计在2027年前，相关部门有望出台消费税征收后移的具体细则，明确改革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流程。

对于汽车消费税改革，纪雪洪认为，汽车行业由于其独特的征管条件，被视为下一批改革的重点候选领域。且与成品油等税目相比，汽车行业在征管层面具有明显优势，有望加快改革的进程。他分析，成品油销售网点分散，税收监管难度较大，但汽车业没有这一难点，因为每辆汽车都有唯一的车架号，如同汽车的“身份证”，销售信息容易掌握。另外，消费者购车后须按规定购买交强险并办理上牌登记手续才能合法上路，这使得税务监管更为准确。因此，汽车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改革优先级相对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推进消费税改革，必然涉及税务管理系统的信息化。近年来，我国税务部门已经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2025年，全国开具数字化电子发票190亿份，占比91%；金额超440万亿元，占比98%。

“推动税收数字化转型，既是消费税改革的基础，也为这项改革尽快落地提供了条件。”杨江指出，有了全国统一的电子平台，将为改革后的税收征管提供有力支持。以汽车为例，随着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不断完善，税务部门与车管部门之间可以实现数据共享，能够为汽车消费税改革后的征收提供准确的税源信息。他认为，在基础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望在2027年前出台汽车消费税改革的措施。

面临征管体系

重构与利益平衡新挑战    

客观而言，消费税改革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改革过程中难免出现新挑战、新课题。

“消费税改革中的新课题，是征管成本与利益平衡，这也将决定改革节奏。”在韦福雷看来，尽管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但改革的推进速度仍受到相关因素的制约，征管成本可能将进一步增加。例如，与生产环节相比，零售端的纳税人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此前在生产环节，对一些大型汽车生产企业等纳税主体，税务部门可以集中管理，征管难度相对较小，而税收后移至零售端后，税务部门面对的将是众多的汽车经销商和数量庞大的个体消费者，这需要税务部门投入更多的资源并提升信息化水平。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带来的首要挑战在于征管体系的重构。”姚东旻同样指出，目前汽车等消费税主要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收，纳税主体集中，税源相对清晰，若逐步转向批发或零售环节，税源将明显分散，对税收信息化水平、交易数据监管以及价格核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随着消费税收入更多向消费地集中，还需要妥善处理税源归属与地方激励机制问题，既要增强地方发展消费经济的积极性，也要避免因税源争夺而引发新的不规范竞争。

“可能还会涉及地方利益的平衡问题。”杨江认为，汽车生产大省与汽车消费大省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不容忽视。目前，一些汽车制造强省形成了完善的产业体系，并从汽车生产环节的税收中获得了较丰厚的财政收入，一旦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端，汽车生产大省的税源将大量转移至汽车消费大省，导致其地方财政收入可能会出现一定波动。

杨江告诉记者，在地方层面，这种税源转移不仅会影响汽车生产大省的财政收入，还可能导致其地方附加税费的流失。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通常以消费税、增值税等主税种为计税依据，一旦消费税收入减少，将直接导致这些附加税费的征收基数下降，削弱汽车生产大省的财政实力。所以，对此，相关部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需要主管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研究探讨，对地方的情况进行再平衡。

除了体系重构和利益平衡外，姚东旻还指出了汽车领域或将出现的几方面调整。一是整车生产企业与经销商之间的税负传导关系可能发生变化，车辆定价、返利机制及结算方式需要适应新的征税模式；二是终端销售价格结构可能更加规范透明，车辆销售中附加服务费用在税基认定上将面临更明确的监管。三是随着汽车销售数据与税务监管的数字化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企业在渠道管理和税务合规方面需要相应提升。

对于汽车企业而言，消费税后移意味着其定价策略需要进行全面调整。纪雪洪从车企的角度分析称，以往在汽车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时，车企在制定出厂价格时已将消费税成本考虑在内。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端后，车企需要重新评估产品的成本结构和市场定位，避免因税负转嫁而导致终端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付于武表示，在市场竞争层面，汽车等消费税后移改革将加速汽车行业的洗牌。部分中小汽车经销商企业由于资金实力不足、合规能力差，可能在改革初期难以适应税收政策的变化，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和压力。而行业头部车企、经销商企业将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完善的销售网络和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更好地应对消费税后移改革带来的挑战。大型汽车经销商集团也将凭借其规模化运营和专业化管理的优势，持续巩固市场地位，并有望推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加强机制设计和配套措施调整    

面对消费税改革带来的挑战和课题，如何通过相关机制的设计和配套措施的调整，形成体系上的改进，是改革过程中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要真正形成制度红利，需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姚东旻认为，首先是收入归属和央地分配机制，后移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健全地方税体系，因此要明确消费地税收归属规则，确保地方收入预期稳定。其次是征管体系建设，随着征税环节向批发或零售端延伸，需要加强数据申报、信息共享和风险监管能力，提高税收征管的数字化水平。第三是市场监管配套，要与公平竞争审查、规范补贴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相衔接，避免地方之间出现新的不规范竞争。同时，还需要统筹征税范围、税率结构和相关立法安排，形成更加完整的消费税制度框架。

对汽车行业来说，姚东旻认为，如果这些配套机制逐步落地，将影响其经营环境和市场秩序。一方面，税收征管更加规范透明，有助于减少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差异和不规范竞争，为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另一方面，随着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消费环境建设，汽车消费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和消费政策也可能进一步完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动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

对于如何平衡好地方利益，杨江认为，在地方利益层面，为了实现消费税改革的平稳过渡，需要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诸如汽车生产大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偿，以平衡地区间的财政差异。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方式，确保各地财政利益得到妥善协调，是消费税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杨江建议，为了平衡地方之间的财政差异，可考虑建立中央调节基金。从汽车消费大省因消费税后移而增加的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纳入中央调节基金。中央政府再根据汽车生产大省的财政缺口和实际需求，将基金以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补贴给汽车生产大省，缓解其财政压力。同时，优化现有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汽车生产大省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其财政自给能力。在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上，应充分考虑生产大省在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产业转型难度等因素，确保相关地方之间财力均衡，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韦福雷强调了立法的重要性，他指出，《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的立法进程已持续5年，应加快推进立法进程，明确消费税的征税环节、税率档次、央地分成比例等关键要素。通过立法，解决当前消费税制度中存在的重复征税、征税范围不明确等历史遗留问题，为消费税后移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纪雪洪建议，有关方面可考虑建立健全纳税人信用评级制度，对诚信纳税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对失信企业加大处罚力度，营造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在地方税体系建设上，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消费税税率调整权和税收减免权，使其能根据本地的消费结构、产业发展规划等情况，灵活调整消费税政策。通过构建“立法+征管+调节”的系统性消费税改革体系，将为汽车等行业带来更多利好。

“消费税改革将为汽车行业带来新一轮红利。”付于武认为，在消费税改革上，只要各方携手共进，以创新思维完善征管体系，以协同理念平衡区域差异，以战略眼光调整企业策略，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改革必将为汽车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基石，成为驱动汽车产业变革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引擎。

来源：中国汽车报